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中国石油为例开题报告

三、文献综述

环境污染问题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愈发严重，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开始对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做出研究，因此，环境会计应运而生。环境会计是以多种计量单位，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反映特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人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环境学、社会学、经济资源学和会计学有机结合的产物。F.A.Beams(1971）发表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指出，企业的财务报告应该包括对环境污染的责任，首次提出了环境会计一词，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Dave.Owen（1992）基于西欧绿色发展报告的历史基础、发展理念、发展方向等几个角度，指出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包含的内容以及如何对绿色报告的体系进行构筑，为研究环境报告的基本框架提供理论基础。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研究

由于国际社会对环境会计的重视，联合国曾多次召开会议，探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问题，1996年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会计和报告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对德国和瑞士等20家污染严重的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做出跟踪调查。美国是最早进行环境会计披露的国家之一，随着环境法律的大量颁布实施，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及披露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基本形成了规范的体系，主要由较为全面的法律法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组成。美国上市公司需遵守《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资源保护与回收法》等一系列涉及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授权联邦政府拥有从排放污染到有关潜在责任方收回与污染场地认定、评估和清理有关成本的权利。美国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考虑环境问题导致的成本增加对公司财务产生的影响，要求定量披露环境成本和负债，并有相应清晰的指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专门就环境会计与报告中的问题提出披露要求：在财务报表中分别列示环境负债和可收到的补偿，确认可能承担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计量的基础，对于预计环境负债的列示，分级管理的企业环境负债的列示，或有事项、场地清理与监控成本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Patten and Trumpeter（2012）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提出，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进展、采取具体环保措施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因污染可能面临的环保风险。Zhang et al(2013）指出，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要体现环境行为对业绩的影响，可以将相关内容增设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Geoff Frost（2011）认为，企业不应该将环境会计信息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而是应该将其作为报告的独立部分单独披露。Raif Parlakkaya et al（2016）也认为，企业应出具独立的环境报告书，内容包含环境政策、环境管理体系、环保活动、环境诉讼以及环保意识五个方面。

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相对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且进展缓慢，部分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意识还不强烈。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研究环境会计理论，葛家澍和李若山（1992）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的开拓者，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同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相结合，奠定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随后，我国学者进一步深入探究环境会计，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推动环境会计发展。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我国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企业环境绩效以及环境问题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孟凡利（1999）曾指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应该包括环境绩效和环境问题给企业财务报表带来的影响两方面。顾署生（2013）对环境会计的确认进行研究，主要包括环境会计要素、科目设置以及核算等，并提出了披露的质量要求。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黄慧（2013）详细概括了研究内容，他指出，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应该包括披露动机和目的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还应该包括企业环境保护行为带来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资产，最后还应有企业披露行为带来的价值。相福刚（2018）将传统会计与环境会计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存在的区别，基于核算体系提出了实际工作中的可行性建议，进一步丰富了理论结构，提升了环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针对目前国内企业在环境会计披露内容方面存在的缺陷，我国还尚未出台强制性的披露制度，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披露标准，因此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环境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准确性与全面性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环境会计披露体系，企业环境会计披露意识不强，也没有详尽的法律法规保证披露行为的落实，缺乏惩治力度。

（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有补充报告和独立报告两种形式，而针对我国应该侧重哪种形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朱澍清（2013）提出，目前国际上并未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形成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重污染行业应该以独立报告的模式披露为主，补充报告的模式为辅。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倾向于阅读独立的环境报告，能够更加便捷的获取相关环境会计的信息。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于无法披露的内容可以选择单独列示并说明情况。此外，所处行业以及企业规模大小也是影响披露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黄嫦娇（2013）在研究中提出，各行业应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根据自身规模特征选择不同的披露模式。重污染行业可以选择编制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收入支出表等内容的独立环境报告来进行披露，对环境破坏力不强的企业可以选择在独立报告或补充报告二者之间自主选择。在企业规模方面，李秋（2015）提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大小的影响，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丰富，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理应更加详细的向社会公众进行披露，因而大规模的企业应选择独立报告进行披露。而在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出于减少成本的考虑，企业可以选择在年报中进行披露，当企业发展较为成熟，具备较完善的的披露条件时，则应选择独立披露。刘福民和高纪创（2019）以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对象，通过数据统计调查发现，当前我国企业主要利用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披露的信息以定性为主，定量信息较少，同时由于核算标准不统一，数据间可比较性较差。高建立和马继伟（2013）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披露内容不完整，形式不统一等问题，企业在对外进行披露时有意识的对环境信息进行筛选，只披露利好信息，对负面消息瞒而不报，同时他们还指出，企业不仅要主动披露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等已有信息，还要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估，并呈现在环境报告书中。何仪（2019）提出，企业应当披露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以及相关环境要素、环境绩效以及政策等方面，目前我国企业披露的信息大多为排污治污、环保税款、政府补助等，并未从本质上与传统方财务会计进行区分，对信息使用者带来极大不便。

总而言之，从披露方式上来说，财务报表、补充报告等都可以成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但是国内学者仍更加倾向于通过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进行披露，有利于使用者阅读，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披露时对于信息核算存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应更多的利用定量分析，而非仅局限于对非财务信息的定性分析。对披露内容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环境成本的披露是必须且必要的，同时不仅要披露对企业有利的消息，更要对外披露不利消息，不可选择性披露。

（3） 文献评述

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起步较早，发展较为全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为环境会计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国引进环境会计理念的时间较晚，发展时间不长，研究仍处于成长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制约，对环境会计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障碍。目前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披露形式如何选择，披露规模如何界定，应披露哪些内容等不足之处，因此，环境会计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探索可实践性，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自然环境的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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