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弹性省际差异的实证研究开题报告

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f Wagner，1835-1917)在其代表作 《财政学》中提出了赋税的4组9项原则。该组原则包括了弹性原则，指的是课税随着财政需要的增加，必须实行税收得以增加的方法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赋税收入要适应经济增长的变化，其实就是税收的收入弹性。德国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纽马克在经济政策原则项下提出了积极弹性原则和消极弹性原则。积极弹性原则意指使税收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工具。而消极弹性原则意指在不改变税法的前提下，使税收具有抑制短期经济波动，同时又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此后，国内外学者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在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求证。

一、国外研究现状

税收收入弹性即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税收的紧缩效应。

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Keynes)，税收对经济的增长具有负的乘数效应，即税收乘数理论K t=-b/(1-b)，可见税收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雷贝洛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1]。佩科里诺（Pecorino,1993）在利用内生模型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时，指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2]。德弗罗与洛夫（DvruLv,1994）的两部门内生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3]。古典经济学家亚当#183;斯密(Adam Smith)认为税收不管是降低了收入者的预期收益还是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都会影响资本的积累，所以，税收的增长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大卫#183;李嘉图(David Ricardo )认为经济增长和税收是围绕收入分配展开的，总体上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应尽量减少征税。

（二）税收的中性效应。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只受暂时性的影响，惟一永久性的效应是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下降。加里森和李（Garrison Lee，1992）利用63个国家1970-1984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一旦考虑到人均GDP水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就不再显著;也没有找到提高边际税率降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的证据。马纳斯-阿诺顿（Manas.Anoton,1987）分析了39个发展中国家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虽然有证据支持经济增长率与所得税负相关，但置信度不大。也没有找到提高边际税率降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的证据。凯斯特和科门迪（KoesterKomendi,1989）以63个国家1970~1979年的数据，检验了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和增长率的影响，发现在考虑到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效应就消失了，但在考虑平均税率时，提高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具有负影响。卡拉斯（Callas，1999）利用11个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检验了税率对人均真实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收具有短期影响，永久性地提高税收水平1%，最初是使人均真实GDP下降0.6%~0.7%，在以后3~4年内继续低于其趋势值。

（三）税收的扩张效应。

税收的扩张效应主要是指减税对经济的正向影响。Capolupo（2000）在Barro（1990）和Lucas（1995）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4]。恩根和希纳（Engen Krishna，1996）认为税收确实影响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政策的有利变化可以减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边际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平均税率减少2个百分点，可使经济长期增长率增加0.2和0.3个百分点。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认为国家税收可以维持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征税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新西兰的哈尔和雷（Hall Rae，1996）分析了增加政府支出和等量减税使国债占GDP比重提高3%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发现采取减税政策更好。因为，税收没有支出冲击对产出的影响那么直接，减税对汇率和利率造成的上升压力较小，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比政府支出小，这会增强投资者的信息，并使经济周期波动较小。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税收水平的不断提高，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不同省市间的税收差异，并对这些差异的现状、发展趋势利用基尼系数等多种方法做出了一些判断。

（一）省际税收差异现状

武利华(2000) 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 1992-1997 年的数据，得出我国各地区税收收入差异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指出我国各地区税收总体的不平等主要来自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税收不平等和东部经济区域内部的税收不平等^[5]。黄夏岚（2012）同样利用基尼系数，但研究更加细化，将税收基尼系数按税种构成进行分解，把全国 31个省市区分为 31 组，对 1999-2010 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间接税对税收地区差异性贡献更大，其中增值税对地区税收差异是抑制的，营业税和消费税促进了地区税收差异;直接税对地区税收差异影响不断增大，企业所得税对区域税收差异的影响很大，作者认为随着直接税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扩大地区税收差异^[6]。郭健（2006）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计算我国 1998-2003 年各地区的宏观税收,通过泰尔指标进一步得出我国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税收差异的具体表现。研究结果为三大经济区之间的税收差异以及东部、中部两地区内部税收差异在此期间基本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内部税收差异呈下降趋势^[7]。林颖（2010）同样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 1994-2008 年的宏观税收进行了计量分析，将我国划分为东部直辖市、东部沿海省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4个经济区，得出我国地区税收总差异与地区间税收差异的变化具有同向性，而与各地区区内差异呈反向变化的结论，与郭健在此处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并认为地区间税收差异的扩大是税收总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8]。王鲁宁、胡怡建（2013）运用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三大直辖市、东部、中部、西部四个经济区域，对我国 1994-2011 年的整体和区域税收水平进行了测算，得出我国各个区域宏观税收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西部区域内部各省之间的差距最明显，东部、中部和三大直辖市区域内部宏观税收水平比较接近^[9]。黄夏岚、胡祖铨、刘怡（2012）使用 1996-2009 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地区间税收差异为研究对象，将实际税收差异分离成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差异，研究了税制改革对地区不平衡的影响。发现地区税收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部 分的省份承担了超越其经济水平的税收，并且地方税收的变异系数逐年扩大，认为税制改革并没有平衡地方税收，反而使地区税收差异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10]。

（二）税收增长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马栓友、于红霞(2003)通过堆积数据研究我国1994～2001 年 30个省(市、区)地方税收增长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边际税率与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负相关，且西部地区的税负较重^[11]。郭庆旺、吕冰洋(2004)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东中西部1995～2003 年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税负水平对GDP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边际税负对 GDP 增长率具有负的影响；从区域看，中西部不管是税负水平还是边际税负都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进而得出 1994 年以来的税收增长将扩大区域经济差距^[12]。徐利君、徐冯璐(2008)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地方税收收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从区域角度看, 其效应从东部到西部依次减弱。在探讨原由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走适度分权和效益型地税道路等建议^[13]。

我国税收弹性省际差异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各省税收增长存在差异的原因。由于各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尽管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我国省际税收弹性差异的分析，但对数据的挖掘程度还不够高，仍然需要进一步全面的研究。本文将在借鉴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指标，对数据进行多方面挖掘，利用税收收入弹性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目前我国税收弹性差异的现状，对影响税收弹性差异的因素进行探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在当前国家协调区域发展和完善税收体制的背景下，对缩小各省间税收弹性差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现行相关制度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